11月30日，无国界医师安娜承受新京报记者专访。安娜是我国28名无国界医师之一，曾去往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国家协助。新京报记者 贺顿 摄

人物介绍

安娜 1982年出生，北京人，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结业。曾在北大医院各科室轮岗了五年，以后入职北京肿瘤医院，变成一名妇科大夫。

2011年，安娜参加“无国界医师”。2011年至2015年，她先后前往塞拉利昂、索马里兰（索马里）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，变成本地医疗项目的妇产科医师，并参加产科急重症的抢救和医治作业。

对话动机

11月下旬，一段《一个北京女孩辞去职务跑到阿富汗，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》的视频在朋友圈被很多转发，几小时内，阅览量便突破十万加。有关故事点击 我国女医师辞作业赴阿富汗治疗孕产妇 习气枪炮声（近来爆红的医师故事）

该视频引起了人们对我国“无国界医师”的重视。目前，我国内地有28位志愿者参加了无国界医师的队伍，北京女孩安娜即是其间一位。

11月30日，在外交公寓“无国界医师”办公室里，记者见到了安娜。作为“无国界医师”我国内地的代表，安娜除掉前哨的作业时间，还会负责约请无国界医师与国内医学界、对外协助组织等，进行有关医学知识和阅历方面的交流。

安娜说，在全国28名无国界医师中，自个是个走运儿。既没有阅历装备内战，也没有遭遇过疫情暴发。谈到曾经有医师被车臣装备分子掳走，也有在阿富汗空袭中罹难的人员，她却愈加坚决“守土有责”的信仰。“本就没有肯定安全的本地，况且我见证过那么多存亡，看得对比开。”

首次出使命花了半个月调整状况

新京报：啥时分知道“无国界医师”的？

安娜：2010年，有一次我在网上查询人道救援组织的信息，第一个跳出来的即是无国界医师，我十分认同它中立、不偏不倚的准则和对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。

新京报：后来怎么参加的？

安娜：其时马上写了申请书，再去香港面试，他们会严格地考察医师的根本素质、专业知识以及实操才能。三个月后，得知自个被选取时，格外高兴。

新京报：首次出使命去了哪儿？那里医疗水平怎么？

安娜：我首次出使命是2011年3月，被派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作业6个月。塞拉利昂有六百万人员，注册医师只要三百摆布，还有一半人是在国外。博城（塞拉利昂第二大城市）医院只要两家，医护人员极端缺少，医疗设备也少，我们医院只要一个手术室，另一家医院只要一个医师。

我主要是给孕产妇治病。在本地，女性最主要的“功用”是生孩子，孩子越多越好，但是本地孕妈妈们不做产检，接生也都是在家等接生婆，除非真有前置胎盘，子宫决裂等危殆状况，才会送往医院。所以我接诊的大多数都是危重患者。

新京报：和国内的作业比起来，压力大吗？

安娜：刚开始独自值勤时，接到这些患者，心理压力十分大。有次夜班，一连送来五个危殆孕妈妈，每一个都需求紧急手术，我从夜里11时一向做手术到第二天上午8时，从手术室出来后，十分累，走路都是飘着的，精力也很恍惚。但是也很高兴，由于每台手术都顺畅，看到新的生命降生于世，抱着宝宝的时分，都能感触到他带给我的力气，让人欣喜。

新京报：生活上呢，习惯吗？

安娜：我自认为是习惯才能较强的人了，仍是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整状况。3月抵达时，正赶上博城旱季的尾巴，天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。值完夜班回来睡觉，第二天是热醒的，起来时床上还会有显着的身体形状的水印。

上白班时，为防止中暑，我带了一个特大号的水杯，不停喝水。而且医院里没有空调，每次手术做完，脱下手套时，里边流出的水就像从水龙头里放出的相同。

言语也是妨碍，本地人说英语我听不懂，都是大半个月后才能对比流畅地交流。

在索马里兰经过苍蝇看出患者危重程度

新京报：以后又去了哪里？

安娜：2012年，我到了布尔奥，索马里兰第二大的城市。以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。

新京报：在索马里兰生活得怎么？

安娜：苍蝇一直伴我摆布，挺感动的（笑）。这里有超乎你幻想的苍蝇数量。这些热带苍蝇飞得极慢，喜爱往人身上的敏感区域降落，还总是在寻食时淹死在滚烫的咖啡里，格外笨。不到2分钟，你能看见最少3只苍蝇勇敢无畏地躺在杯子里。

从苍蝇数量上，你还能看到这个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。通常来说，假如我看见一个患者身上有超越30只苍蝇停留，根本上就能够直接给她发病危通知了。

新京报：作业上有啥难忘的阅历吗？

安娜：在阿富汗，我看惯了老公对老婆的“无所谓”，有的孕妈妈在家出血一整天，也要等老公回家，得到允许后才能来医院，手术也只能等男性亲属签字后才能做。

但是，艾哈迈沙巴巴医院的一对夫妻，让我格外感动。那个女性被送到医院时，抓着自个印着经文的护身符说，谁要切我的子宫，一辈子都不得好过。本来，她现已生孩子了五个女孩儿，总算等来第一个男孩儿时，却发现子宫决裂，男婴夭亡。

本地医护人员听懂了女性的毒咒，没人情愿做这个手术。我马上和她老公解说：如今不是要不要子宫的疑问，是人能不能活的疑问。她老公央求我，一定要保住大人。“我很爱她，我会守着她和女儿们过，不会另娶第二个。”我还记得他说的话，这种状况，在阿富汗是首次遇到。

“作业的确很累但愈加认同我的作业”

新京报：还想再出去吗？

安娜：当然，我从小即是坐不住的人，格外喜爱到处跑，格外是去这些一辈子不可能想到要去的本地。

新京报：通常多久出一次使命？怎么断定出使命地址的？

安娜：这是双向选择的进程，“无国界医师”会发布需求协助的国家和详细时间组织，也会组织到人，你也能够自动和负责人商议行程和时间。假如不习惯，随时请求回来也没疑问。

新京报：家里人对你做无国界医师是啥情绪？

安娜：我父母都是医师，这件事上他们没管我。我老公还给我买了当年去香港面试的机票，那会儿孩子才不到两岁。我们会忧虑我的安全，但更多是了解和容纳。

新京报：在国外那么辛苦，怎么调整自个的状况？

安娜：在塞拉利昂我喜爱早上跑步，那里有漂亮的海滩，七点之前，海面吹拂着凉爽的风，格外惬意，那是我一天中仅有的放松时间。在索马里兰，偶然也会去逛集市，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，由于宗教和文明要素，你只能待在医院里不能随意走动，会让我有点憋屈。

新京报：这五年的国外协助作业有啥感悟？

安娜：在这些饱尝内战、疫病和天灾困惑的国家和地区，你看到医疗设备和体系惨遭损坏。加之本地人文明观念的区别和医学知识的匮乏，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，很心痛。

我天天都在见证死亡与重生。不知道有多少病危妇人，行走在挣扎着拯救自个的路上。作业的确很累，但是有幸协助这些孕妈妈的喜悦，让我愈加认同我的作业，也从中收获了许多阅历，我很走运，也很满足。